語言與生活練習：十個場景

文、圖 / 江杰翰

1.

        Неожиданно пришла весна…

        教室在紅磚房子的五樓一角，開兩扇窗，其中一扇面朝巷子對面尖頂的閣樓和高挺乾瘦的路樹，積雪的時候看起來像是太過經典的明信片場景；從另一扇窗望出去，寬敞的街道一路延伸到很遠的地方。時間是十一月中旬，氣溫在零度上下徘徊。下課前五分鐘，電車的鈴鐺聲響傳進教室，老師才講完舒克申一部灰暗沉重的電影，抬起頭對上窗外溫暖燦爛的陽光，笑著說。像是春天來了。

        十分鐘後突然下起小雨，然後開始飄雪。站在馬路中央沒有任何遮蔽的電車站牌前，把圍巾和外套束得更緊一點，我想，就這樣一天一天等待更惡劣的天氣，似乎也不全然是件糟糕的事情。

        幾乎是和莫斯科金色的秋天擦身而過。天氣漸漸轉涼，陰雨天常颳很強的風，細雪和冰雹沾黏在頭髮和外套上，融化、結凍成頑固難纏的硬殼。真正察覺到迫切的寒冷、意識到冬天的來臨就像是碰觸地鐵站的金屬門把、感受到靜電彈擊的剎那，幾乎是一瞬間的事情。一度囂張霸佔整座城市的鴿群在短短幾天之內消失無蹤。太太們換上厚重的皮草大衣，將自己武裝成為更巨大、更不容忽視的存在。街上本來就行色匆匆的人們也變得更加冷漠、粗魯，更不願意停下腳步……

第一場雪在夜裡悄悄地來了。幾度飄雪，冰雪終於成為流動的街景中恆常不變的一部分。原來，下雪天就是不撐傘的雨天，雪也是需要被處理丟棄的垃圾。紅場上、亞歷山大花園裡的推雪車不顧路人和遊客，歇斯底里地在積雪和猙獰的爛泥中橫衝直撞；卡車一趟趟載走成堆的雪和冰塊。據說今年融雪的化學鹽質料差勁，狗都不知道該怎麼走路了，人們抱怨。陰晴更替，雨雪交雜，鬆軟的白雪被踩踏成結實光滑的薄冰，地面的低窪很少有乾燥的時候。行走成為日常生活中一種艱難的練習。

        低溫像是喚醒了所有知覺的突觸，感官也變得更加敏銳：二手菸、劃破肌膚的酷寒、各種冰雪的質地、踏過鬆軟路面的腳步聲和與雪花接觸的每一個輕柔的瞬間。還有顏色。在莫斯科的冬天，所有的顏色無不盡其所能和白色對抗。面對想必是更加潔淨的白雪，將近一個世紀前班雅明這樣說。想到聖瓦西里教堂繽紛的彩頂和高爾基公園裡夢幻的彩色光暈，我想他說得沒錯。

        不過，冬天終究是冬天，太抑鬱的天氣和太漫長的夜，有時候莫斯科是一座好令人疲憊的城市。幸運的是，在晴朗的日子裡，我們擁有美麗的天空。北國的天空有漂亮的漸層顏色，空靈得像是能在這座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對著這一片浪漫的粉彩呼喚出迷幻悠長的回聲。

        然後，白晝愈來愈長，積雪開始融化。人們說，春天終於要來了。

2.

         辦妥手續、在宿舍安頓下來已經接近傍晚。連絡不上朋友和家人，漫無目的地在宿舍和大學站之間來回走了兩三趟。陰鬱天空下雄偉的莫大主樓看起來特別冰冷邪惡，高塔像是一支堅挺的矛豎立在剛硬的史達林式建築之上，塔頂的紅星像是透視一切的巨大眼睛。或許，所有的奇觀建築都是實用的。

        很久不曾如此深刻地體察到，和這個世界保持關聯原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深夜的地鐵經過麻雀山和大學站之間漫長的空白，當思緒開始飛揚或者疲倦麻痺了警覺；當充塞在隧道裡的風聲和煞車聲、車廂粗魯的震盪和鄰座乘客身上的酒氣小心翼翼地脫離機械的生活日常；當手機和網路訊號被徹底隔絕在真實和想像的黑暗之外，車窗外錯綜的管線隨著快速的行進而不斷探伸蔓延，電車似乎可以就這樣永恆地行駛下去，直到在城市的某個角落擱淺。黑暗太過堅實以致於無人聞問。不禁想起小說裡的電視新聞報導，透過閃動的螢光幕窺視，沉沒在巴倫支海的核子潛艇冰冷孤絕的處境大概就像西伯利亞的冬天。

3.

        新年假期的生活非常愜意，每天晚上到朋友的公寓餵貓，清晨在城市醒來之前回到宿舍，沖澡、趁著作息日夜顛倒的室友們熟睡的時候安靜地讀書或看電影，有時候只是輕鬆地躺在床上，在半夢半醒之間聽音樂或契訶夫的有聲劇場。這樣的日子像是回到去年夏天，退伍後離開台灣前賦閒在家的自由生活。

        怎麼過新年的夜晚，就怎麼度過未來的一年。真是個賦予跨年時刻無比沉重壓力的說法啊。

        紅場的煙火準時在鐘聲鳴響的時刻綻放，結束了一夜的喧嘩，回到朋友的公寓。安靜地餵了貓，坐在沙發上聽電梯經過的震動聲音，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發現自從來到莫斯科，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不曾獨處了。語言跟生活的練習，和其他，還有一些能力的習得與無法避免的喪失。夜裡，貓咪不時被煙火的爆炸聲響吸引，望向窗外，然後輕巧地跳躍，窩回沙發角落的舒適位置。我覺得她好像能夠理解。

4.

其一：「走！」警察拎起地鐵站裡的醉漢，嚴厲地說。 「走去哪裡？」 「回家！」

其二：雜誌上文化宮劇院人質挾持事件的十周年報導裡，倖存的演員抱怨各種療程和藥物都無法洗淨有毒催眠氣體在自己身上造成的傷害。他經常頭痛，記憶大不如前，已經很難記住台詞甚至臉孔。

5.

新增說明文字

        她笑著說，自從來到這座城市，夜裡一闔上眼就能入睡，失眠的毛病竟然不藥而癒。或許，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已經足夠讓我們跟上人們匆促的步調，找到比較舒適自在的生活姿勢。但其實我們並沒有鬆懈下來，被隱藏起來的緊繃狀態或許只有身體知道。

        路上小心，注意那個人。在地鐵上說再見，朋友嚴肅地使了個眼神，壓低聲音提醒我。轉頭一看，在眼神交會的瞬間，幾個月來對各種威脅的模糊想像突然變得非常具體。在我身後中年微胖、滿臉鬍渣的中亞男人，穿著皮衣、牛仔褲和皮鞋，眼神渙散同時小心地注視著我。乘客下車，我走到車廂的另一邊，投靠強壯而且看起來非常有正義感的俄國婆婆。

       在最安靜的時刻總能聽見救護車的鳴笛，街角破碎的玻璃和酒瓶是夜晚的痕跡。滿身傷痕的醉漢散佈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每逢球賽在地鐵站裡總能遇上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瘋狂吶喊的球迷。網路上、同學間口耳相傳的故事：誰被扒竊，誰在夜裡被搶。你聽說了嗎？上個星期在電車上的攻擊事件，「俄國人突然全部下車，當他回過神來，一票中亞人已經上來了。」相較之下，那些粗魯的對待和生活中的尷尬、不愉快都好像無關緊要了。學著辨識潛在的危險，也避開警察；在月台上等車時總是盡可能向後站。在莫斯科生活的第一個月，克制強烈的好奇心，幾乎只用手機拍照，擔心拿出相機便徹底暴露了自己外來者的身分。如果說身為外國人是一種永不結束的妊娠，那麼生活在莫斯科的陣痛似乎無法避免地要長一些。

6.

      「未來的語言學家必須具備敏銳的感覺。」老太太誇張地抽動鼻子，急促地使勁嗅聞，像是好奇的動物試圖在空氣中追蹤不尋常的氣味。

        每個星期兩天，老太太和我們在午餐之後見面。先聽我們讀諺語或詩，嚴格地挑剔不純正的發音和語調，做簡單的聽寫練習，然後在兩點整準時打開收音機，要我們記下整點新聞的內容。老太太對自己的專業非常有信心；她為俄羅斯與眾不同的文化傳統感到驕傲，但談到當代社會的種種處境卻也不免憂心，語氣中盡是惋惜與無奈。

        兩個招牌表情總結了我所理解的，老太太個性中的兩個面向。「仔細想想，快樂的感覺是不可能的。快樂只有皮膚的深度。」每每講到民族的命運、庸俗腐敗的現代社會和生活中、作品裡各種悲傷的現實，她會突然停頓下來，凸出下顎，深深地嘆一口氣，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怎麼高興得起來呢？誰能預料下一秒即將發生的事情。親愛的，你們理解嗎？」生活哪裡是容易的事？世事無常，歡愉的片刻總是稍縱即逝，在忘情歌詠普希金的同時，俄國人沒有忘記萊蒙托夫；就連歡樂的聖誕節卡通都無法脫離抑鬱悲傷的基調。

        她總是比喻俄羅斯人是年幼的，不聽話的孩子，所以經常失控暴衝。談及禮貌，她說，蘇聯時代誰需要禮貌呢？重要的不是禮貌，而是麵包，是政治和行為上的純正。

        同時，我相信老太太的內心裡住著被寵壞的少女。她經常從皮包裡取出不準確的電子鐘，說自己不會調校時間。「因為我不需要會啊。」她害羞地說，每天早上，在大學教物理的丈夫總是輕聲喚醒她，體貼地準備早餐。「我想我可能已經臉紅了，」說到這裡，她開心地笑，快速的眨眼。這是她的另一套表情，像是個淘氣的小女孩。「我們不習慣分開，所以工作結束總是匆忙趕回家，回到彼此身邊。」不論是分享生活中微小的幸福或語帶崇敬地談論偉大的藝術作品，她總是讓語調高高揚起，輕輕落下，彷彿再一次經歷這些生命中最重要、最精緻美好卻也脆弱易碎的時刻。她告訴我們，在劇場裡比在生活中更有生命，不知道是讚嘆還是悲傷的成分多上一些。談到愛，她說，「因為愛而犯下的所有錯都是可以被原諒的，不是嗎？」然後是小女孩頑皮的表情。

        經常，老太太在談話裡使用第一人稱複數。我知道，從任何人身上出發，概括式了解一個民族的企圖永遠是危險的，但我也相信這兩個極端的表情確實透露了一部分線索，關於擺盪其中的，在這片不尋常的土地上生存的人們某種性格的切片。或許有一天，我們會明白，那些幾近耽溺的憂傷、不切實際的浪漫與對傳統無可救藥的固執，和落在性格光譜另一端，火箭一般充沛的爆裂能量、世間少有的粗魯，與毀滅式的、對各種革命和實驗的炙熱激情是如何在這個民族的血液中相互調和、並存不悖。又或者我們永遠都不會了解。

7.

        和老太太去了趟頓河修道院。

        在毫不馬虎的高塔和城牆裡其實是非常樸實寧靜的小修道院。一角是簡單的名人墓園，索忍尼辛就葬在這裡，墓很新，鮮花看起來也是才換上的。下午兩三點，修道院裡沒什麼人，虔誠的信徒在這裡祈禱、親吻聖像，簡單而莊嚴。老太太壓低音量，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修道院和史達林的故事。據說在二戰處境艱困的時候，對宗教信仰殘酷苛刻的史達林秘密下令戰機帶著這幅曾經守護俄羅斯人免於韃靼侵略者進犯的聖像盤旋莫斯科一周，祈求神蹟出現，保衛這座城市。在墓園角落一整片被摧毀的墓碑碎片前，她試著用中文說了好幾次紅衛兵。親愛的，你們理解嗎？

        我們在好多好小的石棺和墓碑間穿梭，試著聽懂一些故事，記得幾個名字。在一段城牆上看到了有點突兀的古典雕塑拼貼，說是在救世主教堂被拆毀前搶救出來的，於是她又回憶起教堂變成游泳池的往事。露天泳池是溫水的，所以冬天常常起霧，對附近的博物館傷害很大，非常糟糕。

       走出修道院，她說要到附近的墓園看一位重要的長輩。我們跟著她買了花、擺在一個樸素的靈位前，然後離開。沿著圍牆走過狹小的人行道，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我們又看見更多落難的教堂雕塑……

8.

        在薄冰上必須重新學習行走，在冰雪融化之後面目猙獰的街上亦是如此。

        流動的人群、擁吻的情侶、結束超市採買的學生和一臉木然站在寒風中發傳單的中亞人。如果大學站的氣氛是生活，那麼西南站便是生存了。不同於莫大周遭學院式的荒涼，在這個紅線末端的城市角落瀰漫著一種過剩的，非常廉價的科幻情調。 

        天然氣公司新穎的大樓是這座科幻城市的燈塔。比較真實的，自然也就殘忍一些：毫無節制的霓虹和電子廣告看板、更複雜的人群、髒亂的街道、破落的攤販和各種版本的都市傳說。就連路邊賣聖誕樹的攤販在彩色光影的映照下都顯得悲涼。招攬生意的人們早就懶得用招呼語猜測你的家鄉，中國、南韓或是日本，這種伎倆兜售紀念品或許有用，但賣三明治和沙威瑪就顯得多餘了。

        車輛駛過濺起半身高的泥水，人行道上所有人警覺地往後退。飄著小雪，還不到尖峰時刻交通卻已經非常艱難。公車終於來了，上了車卻發現卡在馬路上動彈不得。穿著體面的兩位太太在我面前突然開始叫囂然後大打出手，揮拳頭扔皮包，甚至氣急敗壞地互吐口水。被其他乘客架開之後，她們一前一後各據一頭，繼續說著我聽不懂的俄語，原本就刺耳細碎的那些子音聽起來更加粗魯零亂了。

        在車陣中打電話說路上很塞，會晚點到。我們都習慣了吧。兩、三個月的時間已經足夠讓一些事情隱遁成為生活中的日常，像是大學站外水泥地面上星辰般散布的口香糖漬或地鐵上、餐廳裡每一雙好奇刺探的眼神。有些事情勢必得花上長一點的時間，那些牆、那些嘴臉、那些太寒冷的日子不時提醒我們自己是誰、從哪裡來、身在何方。又或者，在某些時候，我們其實是多麼不情願地眼睜睜看著曾經鮮明閃爍的印象滑落慣習麻痺的縫隙，一聲不響、若無其事地退場。

        Агрессия в сдержанном виде.

        身旁亞洲面孔的女生看了我一眼。我意識到這些日子以來，無奈或不耐的表情已經成為一種世故的偽裝。車裡的空氣讓人窒息卻又像是隨時可以沸騰。忍耐控制中的侵略性格，雜誌上說得真好。這樣的日子裡，只要一點火花就能觸發燎原的情緒；在莫斯科，這樣的日子似乎確實要比在其他地方多上一些。角落的年輕人把耳機壓得更緊，我也只好找出一首最喧鬧的歌曲，逃離滯悶的空氣。

       不久後我在地質探勘大學下車，外頭依舊飄著雪。轉進小巷子，砰一聲公寓一樓的屋簷棚架被高處落下的雪堆和冰塊砸得扭曲塌陷。我循著聲音抬頭看向樓頂，行人繞過我繼續走在泥濘濕滑的小路上。

9.

        

        偉大城市頭銜的競逐從來不僅只在今日與未來。

        每座城市都有一套和過去連結的方式。在莫斯科，人們建立雕像和紀念碑，以對奇觀建築近乎病態的偏執回應己身獨特的歷史，透過簡單而且直覺的命名遊戲賦予每一項物件鮮明的角色與巨大的歷史意義。地鐵站、廣場、街道、學校、醫院、博物館和圖書館像是等級各異的爵位和名銜。無盡的清單上條列太多的名字：詩人、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革命先鋒和戰爭英雄……；不願被遺忘的名字是首都的經緯，偉大的城市必須建築在輝煌的過去。

這份壯麗的清單自然地成為生活中動態的風景。列寧圖書館前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總是被鴿群佔據、廣場上騰空噴射的加加林在煙囪陣中突圍、馬雅可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約而同因為道路整修被困在圍欄裡、歷史博物館前的朱可夫元帥英挺地見證亞歷山大花園如織的人潮、紅場上的民族英雄是跳拍鏡頭裡不變的佈景、馬背上長臂尤里大手一揮，國際品牌的旗艦店就開在大街對面。茨維塔耶娃說普希金銅像是散步和賽跑的路線，也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鋼琴或窗外的警察伊格納季耶夫一樣。

        還有建築物上不起眼的標示，風格各異像是便條紙。第一本書出版的地點、紅旗飛揚、革命喧嘩躁動的位置、大大小小戰役的場址、詩人每一次短暫停留的腳步和革命者在黑暗中奔走的痕跡都被刻畫在石板上，成為往時間的另一端點回溯拓掘的線索。

那永遠在雨雪之中屹立著的，噢，我總愛看著那被積雪覆蓋的肩膀，被俄羅斯所有的冰雪覆蓋著的非洲人堅毅的肩膀！那在黎明或暴雪裡，無論我是到來還是離去，奔向抑或跑離，手中永遠拿著禮帽，站立著的，就是普希金的雕像。 

        ──茨維塔耶娃，〈我的普希金〉

10.

        在地鐵站交出學生票卡的申請表，櫃台裡的阿姨將查驗完畢的護照交還給我，在隊伍後方的俄國學生輕聲唸著綠皮封面上的英文字，台灣。然後笑著用中文和我打招呼。

        在莫斯科，一句中文問候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意義。大陸人各異的口音暗示彼此國族身分上微妙的交集和分歧；紅場周圍和阿爾巴特街上的小販精明地算計親切感和收入的直接關係；電車上頑皮的青少年笑鬧起鬨，輕蔑地用俄文說，「中國人，中國人！」宿舍裡可愛的會計太太不好意思地展示自己的舊電腦，和一旁的工友先生說，台灣是科技先進的國家。聽她宣布的語氣儼然是台灣研究方面的權威。

        進主樓辦手續，跟著非常有活力的光頭大叔走進他溫暖舒適，放著音樂的小房間。他在書桌前坐下，調整呼吸，悠閒地翻出索引，在泛黃的筆記本上登記我的名字。他說自己曾經在七八年來過台灣。「我喜歡熱帶的景致，還有很漂亮的魚。台灣很棒，但你們不應該獨立，一個國家應該要統一。」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生氣無奈但也不想解釋，只好語帶嘲諷地反問，像你們俄國一樣嗎？他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轉開話題。

        台灣啊，陽光和大海是太簡單的鄉愁，回想起來夏日午后的悶熱和肆無忌憚的雷陣暴雨都變得可愛親切。有時候，除了思念故鄉的人們、味道和風景，也會想，台灣啊，經過了這樣風雨飄搖的一年，在那些有形或無形的殘酷、暴力、吶喊和掙扎之後，你還是我離開時的那個台灣嗎？